互联网社畜鄙视链:谁会是下一批被裁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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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支持|洞见数据研究院
都说互联网是高薪产业,在用“脑子”赚“票子”。一批又一批年轻人通过层层选拔,经历三面、四面才能入这些大名鼎鼎的互联网集团。
然而,比起拿到offer时的喜大普奔,这些年轻人拿到工资条时或许更多是困惑。这种困惑在于,表面光鲜的工作只能支撑一线城市的基本生活,互联网梦醒过后留给新时代“社畜”的仍是一地鸡毛。
我们统计了 11 家国内最热门的互联网企业,发现其中有 7 家,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不超过 1 万元。扣除公司所缴五险一金、再扣除个人所缴部分后,普通员工的到手工资只会更低,大多数人月均收入在5k上下。(这里要强调的是,本文中所提到的人力成本,包含高管薪资、以及公司所缴的五险一金,是公司为员工支出的所有金额总和。)
根据统计,北京人均每月租房费用为 2900 元,解决基本住宿问题后,这些年轻人要用 2500 元左右解决吃饭、通勤、生活、娱乐开支,平均每天 83 元,甚至不够一顿火锅钱。
看完这些数据后,你还觉得进入互联网企业就能拿到金饭碗吗?其实,对单个企业来说,或许存在“老板拿员工当兄弟,兄弟之间不谈钱”的现象。
但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,去看整个互联网企业的薪资标准时,就会发现,世界还是很公平的。企业发给员工多少工资,更大程度上取决于,员工本身的含金量高低,以及对企业创收的贡献多少。
根据这两个标准,我们将国内前排的互联网企业分为三类:
第一种是,对员工素质要求低、员工能带给企业收入也低的“互联网富士康”;
第二种是,“人才”含量高、员工为企业收入贡献也高的“金领聚集地”;
第三种则介于前两者之间,虽然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较低,但单个员工能带来更高收入的企业。
蓝领集团-互联网“富士康”:依旧是劳动密集型企业
京东、唯品会、美团等这一类企业需要大量员工来做配送、仓储、客服等一线工作,同时也需要高技术含量的研发人员搭建架构,维护平台。
随着平台的日益成熟,业务不断扩大,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“一线”员工。从京东和唯品会的员工结构中可以看出,相比 2014 年, 2018 年配送人员占比都明显扩大了。 2018 年,京东的快递小哥多达9. 5 万人,占总员工比的53.2%,唯品会的配送人员超过 5 万人,占比达87.8%。
与之相似,美团超过 370 万外卖小哥在一线开疆扩土,是其他员工总和的 74 倍;携程客服人员多达1. 3 万人,占总员工数的29%。
我们将这种底层员工占比居多的企业称为“互联网富士康”,表面上是技术导向的企业,但从人员结构来看,仍属于劳动密集型。
与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同,由于大部分员工都在做更为“基础”、更标准化的工作,这类企业员工的收入贡献较低。 2018 年,我们所统计的 11 个互联网企业,平均每个员工带给公司的收入为 323 万元,而京东、携程、唯品会和美团的数据都低于这一水平。
员工低创收的背后,是同样较低的人力成本。京东是所有互联网企业中工资低的;携程 2019 年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不超过一万元,这个数据还囊括高管收入、公司所缴五险一金在内,可想而知普通员工扣除税险后,能拿到手的钞票或许只有6-7K。
与京东、唯品会不同,美团的配送业务是外包出去的。也就是说,其人力成本已经剔除外卖员,只反映了程序员工资,所以比其他“互联网富士康”企业要高得多。
这些冲在一线的外卖、配送、仓储员工们,虽然人均收入不高,但人数庞大,是企业的一大成本压力来源。在投资人看来,这种重成本的运营模式一定程度上意味着,利润空间有限。比如美团每完成一单,只能拿到0. 2 元左右的实际收入,其实是一分一毛挤出来的利润。
甚至未来,随着一线人员人力成本的增长,公司所背负的薪酬压力也会逐渐增大。如果企业不能很好把劳动力成本转移出去,就有可能出现侵蚀利润的情况。
所以,由于一线人员数量过于庞大,单个员工对市值的贡献很低。以京东为例,每个员工只能带来 4600 元左右的市值。
金领集团-真正脑力劳动者
与京东们“低创收、低工资”截然相反的是,腾讯、网易们员工们的收入贡献更高,拿到手的工资也基本高于平均水平。
从数据来看,小米每位员工能带给企业的收入高,为 1100 万元,其次为腾讯 600 万元,网易、阿里、拼多多基本都在 300 万元上下。这样的创收水平比“互联网富士康”企业高出 2 到 3 倍。
这个数据乍一看有违常识,小米单个员工的收入贡献居然大于腾讯、网易、阿里等。实际上是因为小米产品多为高单价3C电子,本身消费金额更高,所以员工人均收入贡献也就更大。然而这也意味着,比起腾讯、网易等公司,小米的成本比重更大,利润空间会受到压缩。
而员工高创收的背后,是更高的人才含量。腾讯、网易新游戏需要有创意、有想法的团队,小米5G手机需要能设计,懂技术的人才。而阿里、拼多多虽然与京东同为电商平台,但他们更大程度上将选品、仓储、配送交给客户,只需要稳健的平台维护团队。
这类企业中,几个程序员的维护工作,就可以支撑上千万用户的购买行为;一个团队的设计方案,适用于上亿台产品。所以,单个员工的素质更高,对企业收入的贡献也就更高。
一个人的人生或许有着各种偶然,处处不公;但对整个时代、整个社会经济来说,资源的分配又是相对公平的。这些能给企业带来更大收益的群体,自然有着更好的薪资待遇。
2019 年,小米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接近 4 万元,腾讯则超过 7 万元。扣除前面提到的公司与个人所缴保险、税费后,小米人均到手 2 万左右,腾讯大约4. 5 万。相比同行们在携程、京东们难以过万的收入,这些高技术企业的员工算得上是真正的“金领”。
而这些金领对企业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“创收工具”,高素质劳动力的议价权更大,单个员工对市值的支撑也就越更高。相比京东每位员工 2000 元左右的市值,阿里该数据逾 3 万元,网易将近 9 万元;小米、腾讯、拼多多都达到数十万元。
白领集团-把创收交给用户
在蓝领和金领集团之外,互联网白领的出现或许顺应时代的潮流。
2017 年之后,直播行业兴起,人们迅速习惯了这种为颜值、绝活打赏的休闲方式。对平台来说,其收入主要来自打赏和广告,主播或者up主才是真正的摇钱树。只要能签到头部主播,就会有土豪拿出大笔大笔的钱扔进直播间。
与直播平台相似,微博算是明星网红、官博公知的另一秀场,吸引大量粉丝的同时已经成为一个巨型流量池。围绕这些流量人物及话题,广告主源源不断。
与腾讯、网易不同的是,这些娱乐平台只要搭建起来,后续需要的研发员工其实很少。同时,平台招纳大量UGC从而吸引用户,粉丝打赏文化下,平台的吸金能力很强。
这呈现在数据上就是单个员工带给企业的收入非常高。 2018 年,陌陌每个员工能带来 625 万元的收入, 2019 年TME每个员工能带来的收入超过 705 万元。
但如此高的人均收入,并不完全由员工创造。这类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员工,在劳动力市场中,也很容易被替代,不具备“金领”一般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。
所以,这些“白领”的工资其实并不高。B站、虎牙、陌陌、微博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为6-7k,扣除高管福利、五险一金后普通员工的实际到手工资可能只有4-5k左右。
相比金领的高议价权,陌陌们更看重UGC的创收能力,这些内容创作者们的议价权也更高。UGC生态体系,意味着平台对人力成本的敏感度不如内容成本;当内容成本不断提升时,企业会或许先满足创作者需求,从而挤压员工薪酬。
种种因素下,白领们对于市值的贡献在随着平台的日益成熟逐渐减弱。(这里可以观察到,白领对企业市值的贡献普遍高于金领,这似乎与我们的认知相悖,但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资本市场对不同企业的认可度问题,我们先不做讨论)
关于人力成本,企业肩上的担子究竟是更重还是更轻了
随着时代的变革, 50 后, 60 后开始淡出职场,计划生育下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80、 90 后逐渐成为重心。
此时,企业不得不面对紧缩的劳动力市场。然而同样随着时代的变革,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越来越从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。比起传统公司,这些互联网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又在下降。
一边是紧缩的人才供给下人力成本的上升,一边是员工需求减少后人力成本的下降。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员工成本对企业发展的挤压程度究竟更强还是更弱了呢?
通过数据对比,我们得出一个很有趣的规律:金领和蓝领所在企业,人力成本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;而白领占比更大的企业,薪酬压力在逐渐减小。
我们先看第一类企业。小米、腾讯这样的创意驱动型企业,“金领”的议价权实际很大,企业很难找到相似的团队,产出相同的创意。
以小米为例,为发力5G手机,小米必须提前为研发团队充电,雇用更懂技术的人。这类企业首先有了产品,才会吸引到客户,而产品的开发又围绕着员工的创造力,所以人力成本对企业价值的侵占程度会逐渐变大。
从企业收入流向的角度看,从消费者手中赚取的收入,最终会“四马分肥”,流向——税费、成本、薪酬、利润。假设税费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长期变化不大,那么如果人力成本上升了,必定会侵蚀到利润。
所以,我们可以根据薪资占利润比值的长期趋势判断,人力成本的上涨,究竟有没有侵占到企业利润。
假如某企业营业收入为 1000 万元,税费和成本为 500 万元,员工工资 100 万元,股东得利 400 万元,此时薪资占利润比值为0.25。如果三年后企业收入、税费、成本都不变,员工工资 200 万元,股东得利 300 万元,薪资占利润比就增长为0.67,员工多收入 100 万的同时,股东少获利 100 万。
腾讯、网易、小米的人力成本占持续性净利润比都在不断上涨,利润增长的幅度小于人力成本,说明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压缩着企业的既得利润。
除了金领劳动群体的高薪资,更有数量庞大的“超级蓝领”群体。
金领群体的人,薪资远高于社会低水平,中间有很多企业可以议价的空间。而数量庞大的蓝领,经常维持在低标准线,工资粘性高,企业在此基本没有议价权,否则降薪或长期不涨工资就引发“众怒”。所以,如果控制不好人力成本,数量庞大的蓝领群体很有可能成本企业的利润杀手。
以美团为例,即便骑手不断抱怨其是“血汗工厂”,变相压低单价、克扣工资。然而 2019 年,美团骑手成本占餐饮外卖收入比重都已经达到75%。舆论压力下,如果美团调整工资,薪酬压力将会越来越大。
由于美团刚刚脱离亏损旋涡,无法从薪酬与利润对比中进行判断,我们用GTV(交易额)数据代替利润。结果发现,美团员工成本+外包配送成本的上升幅度小于GTV增速。这或许是因为员工,尤其是配送人员的效率提高了,也有可能美团在暗暗“降薪”,减小人力成本对企业的压力。
在京东的分析中,我们以GMV代替利润。薪酬与GMV之比的上升,意味着薪酬的上涨幅度实际上大于GMV的增长。目前GMV增速下,企业尚能赚到一些利润。
而当平台达到一定规模,GMV增速开始放缓时,薪酬成本就会逐渐侵蚀企业利润,进一步压缩其本身就不大的利润空间。数十万配送员劳动工资的提高,会成为平台的利润黑洞,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包袱可能越来越重。
然而,另一类企业是只要搭建好平台,生态良性发展,雇用少量员工就可以保证日常的运营维护。相比员工,此类企业的收入更多围绕着UGC产生,平台的成本也更多流向这些内容创作者,所以劳动成本对利润的挤占会随着平台的成熟逐渐减弱。从数据看,微博、陌陌、TME的薪酬支出/持续性净利润数据在五年间明显下降。
虎牙、B站只能统计到两年的相关数据,时间跨度太短,看不出真正的增减趋势,所以不在此处进行详细分析。
劳资矛盾下,你会是最先被裁掉的那个吗?
美梦易醒,青春难追。当这些怀揣时代梦,却被互联网大佬们圈进幻象的年轻人,开始困惑、甚至醒悟时,劳资矛盾的爆发就近在眼前。
2019 年,网易、华为、京东先后陷入裁员风波,而这背后,既是员工对薪资福利的意难平,也是企业对人才高成本的无奈。
此类劳资矛盾实际上更容易爆发于蓝领所在的企业。
以美团为例,数量庞大的配送人员是平台运行的刚需,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;另一方面,蓝领员工人均工资较低,常常徘徊在低标准线上,工资粘性高对企业来说,基本不存在议价空间,所以很难将这部分薪资压力转移出去。
随着人力成本的逐渐提升,企业要么选择让利,从而保障配送人员的薪资;要么跟员工“称兄道弟、画大饼”,巧立名目降低人均工资。但大饼终归是画出来的,员工美梦初醒时,“血汗工厂”的帽子自然就会扣在企业头上。
相比“互联网富士康”企业,腾讯、网易们或许可以通过技术的变革,提高员工效率,从而有效控制薪酬成本,避免劳资矛盾的产生。
不论蓝领、金领,由于劳动要素议价权更高,企业都不得不想办法避免矛盾。但对白领群体来说,员工实际上比企业更担心此类矛盾的产生。
在这些以UGC为创收核心的企业中,白领实际带来的收入有限,议价能力更弱,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不强。一旦员工薪酬上涨,企业受到成本压力,就可以在一抓一大把的初级程序员市场中,轻易替换掉这些要“涨价”的白领。而在丢工作和低工资之间,大部分生活所迫的社畜们只能选择前者。
小结
“人分三六九等,肉有五花三层”,这个时代以更精致的包装掩饰着劳动力市场一如既往的鄙视链。看似光鲜的互联网大厂,如同每一个时代的新旧职场一样,依旧是多智者多得。
文章标题:互联网社畜鄙视链:谁会是下一批被裁的?
文章起源:http://hbruida.cn/article/cpscso.html